來源：第二期《環保產業》
編者按：上周小編與大家分享了《環保產業》于2012年刊發的一篇名為“工業廢水治理：真實的市場與真實的競爭”的舊稿后，沒想到收到眾多高端讀者的熱烈反饋，于是索性將該作者的另一篇名為《當強制性水質標準淪為權宜》的舊稿也翻出來，一來是借助微信這種受眾更廣的形式與更多關心環保產業的人士互動，二來也是對環保部“全國2.8億人飲用水不安全”這一消息的歷史呼應，看一看《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2006正式實施近兩年后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反思。
我們知道，每一滴水在到達終端用戶之前，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無論在哪一處拖泥帶水，都可能導致人們入口的飲用水不潔，正因如此，才會擔心這場全國考試終因“法不責眾”而將最后期限變成無期限——本來是協同合作的一段佳話，卻成了互相推諉的一張溫床。下文中對供水每一相關環節的論述，是對政企分工和公私合作的市場預期，更是對中國優質飲用水的期盼。
◆第一關：防治水源污染
鄂學禮認為，最大障礙是水源地污染，而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在今年全國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上的一句話也算是佐證：“全國20% 城市居民的飲用水水源地不達標。”雖然這句話未說明飲用水水源地總數，但是有其他資料表明，全國城鎮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為4555 個。這種現狀催生的市場需求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修復，水質在線監測和相關的藥劑與設備等，其中環境修復尤其是中國的弱項。
現實中，水體污染防治經常被視作一個目標，而不是一種手段，區別在于手段往往近在眼前，而目標卻可以遠在天邊；但若僅僅把水體污染防治作為手段，而將目標拋諸腦后，以至于治理之后不事防護，就真的應驗了“打江山易，守江山難”那句話。
至于用于這項事業的投資，則好比水中望月，鏡里觀花。中國政府每每公布一個規劃，其龐大的投資計劃都能讓發達國家的企業連連咂舌，但置身其中后卻百思不得其解，一是這些投資撬動市場的有效作用力遠非想象的那般巨量，二是那么多人民幣扔出去卻似打了水漂一般難見成效。久而久之，這些外來的和尚就得出結論：在環境保護方面，中國人不是缺錢，而是不會花錢。對這句話的理解，可謂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第二關：升級水廠工藝
有資料顯示，我國飲用水污染事故有半數以上發生在水源地環節，另有近四成發生在管網和二次供水環節。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水廠就可以置身事外，總不能第一關過得踉踉蹌蹌，第二關再過得糊里糊涂。相反地，在新標準一路披荊斬棘的過程中，水廠最應該扮演起查缺補漏的角色，而不是抱著得過且過的心理，對一時間難以扭轉的水源地不合格情況作壁上觀。
根據鄂學禮的介紹，讓眾多水廠在達標率一役中紛紛落馬的指標主要是微生物，然后是有機污染物，要解決這些問題，水廠責無旁貸。而今年5 月份頒布《 全國城鎮供水設施改造與建設“十二五”規劃及2020 年遠景目標》也確實就城市、縣城和重點鎮的水廠改造提出了目標（表3），規劃投資為465 億元人民幣。
在三種改造方式中，市場上比較期待的是第一種（深度處理）對先進產品和技術的需求，以及第三種對有關化學藥劑的需求，尤其是從改造規模上看，最大的一塊就是城市的深度處理（和預處理）。目前探討比較多的深度處理主要是膜分離法、活性炭吸附法和臭氧法，三者各有優劣（表4），因此也可以結合運用，比如臭氧－活性炭和活性炭－超濾膜等。
綜上種種，可以看出雖然單一技術無法百分百解決我國現存的飲用水水質問題，但是若能靈活運用，取長補短，并不算是難以逾越的技術障礙，然而，每種技術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存在投資大，費用高的問題。也就是說，過去這第二關真正是卡在了“錢”字上，因為政府談補貼色變，水廠談成本色變，群眾談漲價色變。然而，這一關究竟是否可以因為錢的問題而蒙混過關？是否投資和費用真的貴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省下來的錢是否能夠抵得過機會成本呢？
首先，全國有九成以上的水廠采用的都是傳統的四步法工藝，即混凝、沉淀、過濾、（加氯）消毒，而以地下水為水源的水廠更是把工藝簡化為了消毒而已，如今世異時移，百年不變的傳統工藝面對清澈不再的水源，即便有臭氧和活性炭助陣，有時也會力不從心，更不要提面對水源污染的應急能力。
其次，雖然全國各地頻頻以成本增加，入不敷出為由召開水價聽證會來謀求水價上漲，卻又始終拿不出一本能夠說服公眾的賬單，而北京曉清環保集團總裁韓小清有一句話說得好：“一噸水不算管網投資就是兩三毛錢，加上管網也不到一塊錢，其實供水比污水要好做得多。”
最后，被稱為“納濾之父”的藍偉光博士經常就中國飲用水問題公開發表言論，他明確表示，在國家不補貼的情況下，將傳統四步法工藝直接升級到以納濾技術為核心的新興工藝，每噸成本最高增加0.7 元。拋開納濾技術可行性不談，這番話的邏輯關系再明白不過——即便是應用最昂貴的膜法工藝，也不足以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時候可能又要回到老生常談的水價問題——當城市建設維護資金和土地出讓收益難以向水務傾斜的時候，無論是社會資本引入，還是企業自行籌措，實行責任就都直接或者間接地落到了水價上面。只可惜，先有優質水還是先有高水價的口舌之爭太濫，只會顯得政府無情，水廠矯情，群眾難為情。
就社會資本引入來說，水廠在所有環節中最早具備商業模式，包括股權轉讓、合資、BOT、TOT、O&M 等特許經營項目。根據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全球水資訊）的中國水務項目數據庫顯示，全國這類項目共有二百多個，其增量在2006 年達到峰值（圖1），后來在“溢價風潮”、經濟危機和拉動內需的影響下才歸于平靜。這些模式在成百上千億元人民幣市場預期的刺激下，若能懲前毖后，依然可以治病救人。
◆第三關：改造老舊管網
無論是58.2％，還是83％，主要考察的還都是水廠出水水質，尚不足以觸及中國飲用水安全問題的最痛處——輸送管網，這一關的作用好比“0”之前的“1”，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目前我國供水管網每年大約新增3 萬公里（圖2），就老舊程度來說，使用年限在50 年以上的大約有10％；就材質來說，灰口鑄鐵管、普通水泥管和鍍鋅鐵管這類劣質管材大約占40％。形勢雖然嚴峻，但是“危”“機”并存，據測算，改造全國三分之一的供水管網大約需要投資1500 億元，對這個利好的感知讓很多管材供應商興奮不已。而且《 全國城鎮供水設施改造與建設“十二五”規劃及2020 年遠景目標》明確提出，對使用年限超過50 年和灰口鑄鐵管、石棉水泥管等落后管材的供水管網進行更新改造，共計9.23 萬公里，其中設市城市4.20 萬公里，縣城2.51 萬公里，重點鎮2.52萬公里。
然而這一次，錢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卻不是解決問題的充分條件。之前許多省市都能拿出“十一五”期間供水管網改造的成績單，但仔細看去，解決的還是那些比較容易解決或者不解決不行的問題，類似老舊城區這樣的硬骨頭似乎依然如故。縱向分析，供水管網是初建階段因產品市場局限性和建設者未能遠視到未來需求而遺留的歷史問題，經過時間沉積，解決起來往往剪不斷，理還亂；橫向分析，管網新建、改建和擴建牽涉到市政規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在中國”馬路拉鏈“現象多年來屢遭抨擊卻又屢禁不止的前提下，供水管網的改造在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可能是單一事件。
從某種程度上說，管網改造這項以城市為單位的任務甚至比污染防治這種以流域為單位的任務還要艱巨，但若以這些困難為理由迂回逃避，則與諱疾忌醫無異。雨果說下水管道是城市的良心（consciousness），結果被國人拋開原意而用來針砭時弊，其實供水管道又何嘗不是城市的良心？
◆第四關：督管二次供水
大勢所趨，中國住房的供求曲線必定會讓高層住宅遍地開花，迅速繁衍，即便比不上香港特區的高聳入云和吉隆坡的密密匝匝，也肯定會離低層和多層住宅越來越遠。相形之下，本應與時俱進的二次供水卻只能羞赧，媒體曝光的那些高、中、低位蓄水池和水箱、管道、閥門、水泵機組總是一副不堪入目的樣子，以至于其他用戶也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信任危機愈演愈烈，維權戰爭爆發頻繁。
表面來看，二次供水環節象征著“一次供水”的終止，設施都是由開發商建造，由物業公司管理，供水相關部門可以用一句典型的中國式官話來撇清責任：“那不是我們的管轄范圍！”但是隨著飲用水安全問題提上日程，這塊監管死角不能再偏安一隅。至于具體辦法，天則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部主任趙旭較為推崇“重慶模式”（表5），認為它可以清晰界定各方責任，不會產生二次供水設施產權爭議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市場化意味著商機，能調動二次供水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筆者相信，雖然這些模式都是人為的歸納總結，沒必要為哪一個束手束腳，但只要虛心學習，取長補短，總能找到適合自己城市的出路。直言不諱地說，二次供水這一關能否順利通過，不在于工作能力，而在于工作態度，無論是立法執法，還是監督管理，能否立桿見影都取決于此。在貫徹新標準的所有關卡中，二次供水環節最容易打通，卻也最容易讓千里之堤，潰于蟻穴，若任憑它持續引發20％的飲用水污染事故，情何以堪？“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對供水安全風險隱患突出的二次供水設施進行改造，改造規模約0.08 億立方米/ 日，涉及城鎮居民1390萬戶，希望是一個好的開始。
◆第五關：完善檢驗能力
目前我國仍有部分省區不具備新標準全部（106 項）指標檢測能力，相當數量的城市常規（42 項）指標檢測能力較弱，部分水廠尤其是一些小型水廠日檢（10 項）指標檢測能力不完善，難以對供水水質實施有效監控。可以說，新標準的公布同樣考驗到了各地配套的水質檢驗能力。據鄂學禮介紹，由于好多縣級水廠都不具備這個條件，實驗室需要以省為單位，而且要求每個市都具備這樣的檢驗能力也會造成較大浪費，所以目前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分級管理，即省級和省級市單位要求能夠檢驗全部指標；地級市單位要求能夠檢驗常規指標和當地需要的非常規指標；縣級單位要求能夠檢驗常規指標（表6）。
即便是這種折衷式建設需求，也能夠帶動巨量市場，因為很多指標的檢驗儀器動輒就是幾十萬元一套。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商機有90％都被外資企業拿走，質譜類更是幾乎被外資企業盡收囊中。或許正是由于剛性需求，所以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這些外購儀器的價格不降反升，實在是中國制造的無奈。
雖然關卡重重，但平心而論，這些還算不上蜀道之難，通關秘籍就是八個字：責任在心，資金開道。既然“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諾”，那么我們唯有期望，新標準的全面貫徹不會錯過太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媒體看好新標準的一鼓作氣，認為直飲水時代即將到來，而個別城市也很自豪地宣布當地供水能夠直飲，但筆者理性分析，直飲水距離中國人依然很遠。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當發達國家將自來水稱為飲用水（drinking water）時，我們還是不得不根據國情將其糾正為水龍頭里出來的水（tapwater），換句話說，沁園和美的這樣的終端飲用水服務商會繼續風光無限。
